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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汽车保险总有两个热点不能忽略，一个是投保人对车险索赔难的报怨，一个是保险公司对打击骗保的关注。然而我们静心溯源，却不难发现，这两朵恶花。却源于一块土壤。那就是我国社会文明与法律制度有持健全完善。
抛开保险公司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响不谈，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索赔要求的苛刻门槛完全是出于自身保护的需求。众所周知，在社会文明与法律制度尚待完善的当今社会，车主一旦发生车损如果不是由保险公司鉴定的情况下，车主是很容易拿到有利于自己的事故判定的。无论这种证据是来自本区的交通执法大队还是来自事故双方当事人。这一现实本身就逼迫保险公司坚持自己拥有理赔的直接认定权。
出险车辆的修理也是如此。如果不指定修理厂家，差不多每位车主都能做到在相应的汽车修理之后再安上一套汽车音响，而开销完全可以列在修理费用之内。从这个角度讲，保险公司对车损理赔的“小人之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车险骗保的案例也看了不少，我想保险公司人士与我的想法应该不会差太远：个人突发性的骗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拥有骗保经验，甚至与有关职能部门包括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勾结骗保的“职业杀手”。当社会文明流行“骗点保险公司钱并不失德”，法律环境对骗保行为打击不足的时候，这种职业化的犯罪就不是一个保险行业的问题。不幸的是这些行为在我国还相当普遍。
一个从事社会问题研究的朋友在听我谈起国外保险公司投保在发生车险理赔期间保险公司可以提供代用车辆的事例时便说：“这不仅是国外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高，更是国外整个社会制度和服务体系的综合表现。如果像国内一样你坏的那辆车责任认定需要一周，选定修车厂家需一天，汽车修理还需三天的话，保险公司早就赔得底朝天了。”国内保险公司向国外学习是一回事，能不能拥有这同样的环境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些使记者想起本社社长、中国汽车工业经济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李京生在首届中国总裁日暨汽车产业发展论坛上的发言：“在彩电、冰箱业经历洋货挑战，纷纷扛起民族产业大旗之后，经历45年的中国汽车工业依旧幼稚的原因并不局限于汽车产业本身，汽车产业是整个工业文明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步的集中体现。”细想汽车保险也是如此，当我们整个社会文明和法制建设还不能提供一个良好发展空间的时候，建立完善的汽车保险氛围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
中国的汽车保险事业有待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有待发展，中国的社会文明与法制建设同样有待发展。任重道远是最真实的感受，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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